“我非常羨慕醫改。”這是2020年9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在一場公益演講中說的話。
新一輪醫改運行的十余年間，本想借著改革東風飛舞的公共衛生事業，卻被吹得越來越遠。如果不是一場新冠疫情，公共衛生的邊緣化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曾光是10年醫改的親歷者，也最深刻地了解公共衛生體系的現狀。2020年5月10日，在與鳳凰網財經的連線中，曾光曾說過：“沒有傳染病流行了，公共衛生就會低落，重視的人很少……過去醫改的10年，實際上是公共衛生滑坡的10年。”
公共衛生體系作為醫改“四梁八柱”重點任務中的“四梁”之一，與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體系并列，是醫改要完善的四大體系。然而，十年來，國家對醫藥、醫保、醫院的投入越來越多；與此相反，作為公共衛生體系中最重要的疾控部門，地位則一直比較模糊。
曾幾何時，專業院校培養的學生爭先恐后進入疾控系統，高校公共衛生專業就是為培養疾控系統的后備軍。然而，最新統計顯示：名牌大學的公衛學院畢業生進入疾控系統的只占2%。
疾控能力的短板與疾控人才缺失、權責不匹配緊密相關。疾控人員的薪酬不高，職業的成就感缺乏，都影響了疾控部門隊伍的壯大和能力的提升。只要出現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疾控部門總是率先受到公眾的責難。然而在平時，公眾幾乎看不到疾控部門的工作，社會各界對疾控也缺乏應有的重視。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20年“兩會”上總結到：疾控機構作為疫情防控的主力，面臨著應對能力不足，專業話語權缺失等問題，疾控和整個公共衛生體系急需改革。
同樣在2020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疾控專家、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也表示：“如果疾控中心的能力不足，不能控制住增量，醫院的病人就會不斷增加，產生醫療資源的擠兌現象。”這正是在疫情爆發之初武漢出現過的現象。
疾控體系的重塑，將是未來中國公共衛生領域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投入不足
公衛改革難題凸顯
在上述公益演講中，曾光曾表示：“如果把醫改等同于公共衛生體系改革，那就是不了解醫改。”
在他看來，醫改和公共衛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公共衛生體系要為整個國民健康負責，地位和重要性要高于醫改，應該從頂層設計入手，用舉國體制來建設。
而國家對醫改的重視遠超過對公共衛生的重視，曾光提到：“每年的醫改經費都是20%以上的增加。”但是公共衛生系統卻沒有得到同樣的重視，給疾控機構的改善并不明顯。
醫改的聲勢浩大，疾控部門的地位卻越來越尷尬。2016年《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中，明確將第二類疫苗交由省級疾控部門集中采購。長期關注疫苗監管問題的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宋華琳在面對“澎湃新聞”采訪時稱：疾控部門從中加價牟利的空間也就變小了。
這實際造成了疾控部門收入的降低。但疾控部門如果需要靠更多的市場化服務來提高工作人員的收入，那疾控作為公共衛生的公共性就消失了。
重回公共衛生的“公”是醫改的最重要觀念之一。曾光總結了五個點：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公信。這其中，“公有”是維持疾控體系基本運行的基礎；回歸“公益”，則是公共衛生體系改革繞不開的關鍵。
“重治輕防”是一種普遍現象，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人性的缺陷面。在醫改的過程當中，公眾的視線聚焦在藥品、醫生、醫院和醫保，也讓本來就重治療輕預防的觀念更加加深。
另一方面則是“防治分離”。《半月談》雜志曾在2020年5月發表文章《醫療機構“重治輕防”該改了》，其中就提到：我國醫療機構缺乏與疾控部門緊密合作溝通。
疾控部門監測不及時，醫療機構對突發的大規模感染入院治療措手不及，這樣的局面非常不利于應對突發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總結到：防治分離的背后，反映出“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并未得到落實。地方政府對“預防為主”的觀念重視不夠。
這種觀念，也間接造成了公衛人員地位普遍不高的現狀。有報道稱，很多公共衛生專業的學生，都選擇去做了臨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疾控人員的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遠不如臨床醫生。
行政化or去行政化？
基層在積極探索
新冠疫情的持續時間、影響程度遠超2003年的非典，新冠病毒的“狡猾”，也遠不是SARS可比。
疫情期間，不僅存在多次核酸檢測才檢出陽性的情況，還有很多無癥狀感染者。這些都大大增加了防控和排查的難度。防控工作稍有不慎，疫情就存在反復擴散的風險，對疾控系統的工作人員而言，加班和隨時待命是日常狀態，比身體更疲憊的，是時刻面臨疫情反復風險的心。
新冠防控是全人類社會的議題，必須要有各方大量的專業人才去應對。作為首當其沖的技術工種，疾控人員面對的現實卻相當“骨感”。
2020年5月，《21世紀經濟報道》曾發表一篇文章：《復旦博士年收入僅8.2萬，人大代表建議：疾控納入公務員管理》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長何琳提到，貴州省疾控2018年流失一個復旦大學流行病學與統計學博士，因為“作為40歲的副主任醫師，2017年全年的收入只有8.2萬元”。
何琳曾連續三年在“兩會”上建議“穩定疾控人才隊伍”，復旦博士的流失是疾控人才荒的一個縮影。何琳給出了一組數據：2015年到2019年，中國疾控中心累計辭職、調出263人，職工人數從2015年初到2019年底凈減少267人，減少超過10%，2019年底，中國疾控中心已經不足2000人。
疾控為什么留不住人？《中華預防醫學》2020年54卷5期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疫情后時代我國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隊伍建設的思考》。這篇文章中提到：2018年全國疾控中心人員數和專業技術人員數分別為18.78萬和14.05萬，相比2004年分別降低了10.5%和12.2%。
“在高校醫學相關專業中，報考第一志愿公共衛生專業的學生比例和錄取分數都遠低于臨床醫學專業。”該論文提到。
疫情沖擊之后，一些城市陸續開始著手補齊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
2020年4月8日，上海出臺了“公共衛生建設20條”。在穩定疾控人才隊伍方面，上海在編制和薪酬方面提出明確的意見：“核定疾控和社區衛生機構人員編制，提高人員薪酬水平，拓展人才職業發展空間，提高隊伍凝聚力和吸引力”。
廣東則更進一步，建議賦予疾控機構一定的行政權力。2020年4月7日，廣東發布了《關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建議合理劃分各級疾控機構職能，研究賦予疾控機構必要的行政監督執法權限。
但是，對于疾控部門要不要進行行政化改革，業界出現了兩派完全不同的聲音。
一派聲音認為：疾控的改革要走行政化路線，要將疾控獨立出來，成為類似醫保局的機構，或者改為具有一定行政權的附屬機構。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鐘南山和曾光。
鐘南山曾在2020年3月16日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提出：“疾控中心應該被賦予更大的權力。”《中國青年報》2020年5月在“兩會”采訪時，曾光也指出過：“疾控機構缺乏對各地的監督權。”
另一派則強調“去行政化”，即保持疾控機構的技術專業性和職能獨立性，避免受到其他行政部門的干預。
2020年兩會上，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強調：疾控體系改革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擁有行政權力，而在于技術工作不受行政干擾，保持其獨立的技術性和權威性”。
其實兩派聲音的爭議，來源于對“疾控部門的邊界到底在哪里”的思考。這一點上，武漢做出了一項嘗試。
2020年6月29日，武漢市人民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強化疾控網絡建設，將主要負責人納入同級衛生健康部門領導班子。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能夠保持疾控的專業性，一方面也能參與決策，一舉兩得。
雖然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還不是很完善，但每逢疫情到來，大量公衛人甘冒風險，沖到一線，為社會公眾構筑了一道健康長城。
曾經落下的功課不是一天就能補足。從高層重視到基層落實，公共衛生體系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掙扎與砥礪，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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