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擁有最先進的醫療技術，最前沿的診療方案，最優質的醫學人才等。同時，美國的醫療績效長期受人詬病，醫療費用全球最高，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已經達到18%，與此同時，仍有15%左右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人均預期壽命在OECD國家中倒數第二。這兩方面的事實讓很多人認為，美國醫療體制極為失敗。2010年通過的奧巴馬醫改法案致力于解決無保險人群的就醫保障，實施至今，盡管縮小了無保險人群，但在控制醫療費用、提高醫療質量方面并未實現預期目標，難逃被廢止的命運。中國作為發展中經濟體，已經實行了全民醫保，但快速增長的醫療費用侵蝕了全民醫保本應有的保障水平，很多統籌地區醫保基金頻臨穿底邊緣，同時給財政和城鄉居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當前，中國正在尋求醫改的解決方案，了解美國的樣本，可以避免高昂的醫療成本支出。
美國醫療費用為什么高昂
與歐洲國家、加拿大、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普遍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醫保制度不同，美國政府主導的社會醫療保險集中于保障老年群體（Medicare）和弱勢群體（Medicaid)，工作人群的醫療保險則由商業保險機構提供。2013年，美國人均醫療費用9255美元，是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2.7倍。在政府經常性項目支出中，衛生支出占比由2007年的19.9%逐年上升為2014年的22.6%，財政衛生支出也相應由9058億美元增至13105億美元。由于商業醫保覆蓋的人口超過一半，對于更多人來說，這種費用攀升的壓力主要體現在保險金上。盡管世界各國普遍面臨醫療費用快速攀高壓力，但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美國醫療費用如此之高，原因來自多個方面。
首先是醫生的因素。醫生是醫療服務的主體。醫師（含診所）費用占據了美國醫療總費用的23%。醫生因素推高醫療費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醫師協會通過抬高醫師準入門檻控制了醫生數量，形成了職業壟斷格局，形成并維持了美國醫生的高收費和高收入水平。二是全科醫生明顯不足，由于全科醫生能夠發揮醫療守門人作用，能夠以低成本方式診治常見病多發病，能夠更好地進行預防、健康管理和慢性病管理。而專科醫生則不擅長也不愿意從事預防和健康管理，專科醫生傾向于用費用高昂的高新復雜技術診治各種病癥，包括常見病、多發病，從而推高了醫療費用。
其次是醫院的因素。在美國整個醫療費用中，醫院花費占32%，成為推高美國醫療費用的“罪魁禍首”。導致美國住院費用高昂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美國醫院行業是個強勢利益集團，擁有強大的政府游說能力，能夠成功瓦解各種試圖控制醫院費用的政策努力。二是美國醫院也常常是全球先進醫療設備和技術的發源地，美國醫院的高昂醫療費用很大比例是高新技術的費用。三是美國的住院服務更為奢華，有比歐洲更多的單間或者半單間病房。
最后是醫療保險體制的影響。美國醫保體制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政府主導的Medicare、Medicaid、兒童健保和退伍軍人醫保體制（VA），奧巴馬醫改實施后的2014年，總共覆蓋了38%的美國人口；另一個是商業保險，覆蓋了53%的美國人口。盡管Medicare只覆蓋了65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占美國人口的17%，其支付也僅占美國醫療費用的22%，但Medicare確定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和標準構成整個美國醫療行業的支付標桿。因此，它對美國醫療費用的影響并不僅僅體現在這22%的市場份額上。Medicare支付方式的核心特征是“親供方”，其覆蓋范圍和支付方式直接決定了Medicaid、退伍軍人醫保和兒童健保的覆蓋范圍。研究顯示，Medicare顯著提高了醫生和醫院的市場地位及收入水平。
商業保險成為政府醫保的附庸
決定美國醫療費用規模和格局的并不是商業保險，而是政府醫保，以及基于平衡社會力量的戰略考慮。實際上，面對強大的醫療醫藥供方和強勢的參保人團體，美國的商業健康保險機構很難獲得豐厚利潤，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顯示，商業醫保機構所收取保費的81%—87%用于支付參保人的醫療費用，扣除行政成本后能獲取的利潤只有2%—3%。而醫藥行業，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各大產業中利潤率排在前三位的行業。顯然，商業醫保公司利潤率水平明顯低于醫藥企業。
如果將以Medicare為主導的公共醫保、醫療醫藥供方和商業醫保這三方視為一條食物鏈的話，Medicare位于食物鏈頂端，即Medicare要比醫療服務提供方更加強勢。而商業醫保則處于食物鏈的底端，也就是說，醫療機構和醫生傾向于將政府醫保帶來的收入抑制轉嫁到市場談判能力更弱的商業醫保機構。政府醫保和商業醫保是“供方友好型”而非“供方管控型”，使得美國成為全球醫藥新技術、新設備、新耗材、新藥物投入市場最迅速、使用范圍最廣泛、進入醫保覆蓋最迅速、覆蓋范圍最廣泛的地區。這使得美國成為醫藥領域研發創新的集聚地。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力圖主導WTO框架下的醫藥產業專利政策，體現了美國盡可能收割醫藥行業創新利潤的戰略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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